理想国度的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 lost edge

人类知识的开始大概源于我们某位远祖无所事事的仰望天空。那里，日月星辰，时序侵寻，自来便是如此，遥渺云端后似乎有着神秘而无情的铁律，那么人世间是否有类似的尺规？如果云端后有着神明，（他这么想一想，想象自己在云端后）俯视大地，人便只是一个个的小黑点，聚集成不同的群，各自随日夜而动。人，从物性存在的具体延伸为一个抽象的类，此为人类知识的开端。

这也是僭越的开始。人试图思索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天道。这样的形而上关怀激越而动人，但是，对于每个思考者，不管意识到与否，他们一开始都要面对一个基本的困境——在这个超越性的体系中，他自己该置身何处？

悖论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根于大地的人，却企图从半空中关怀，那么他该站在地上，还是悬浮在半空中？

这不只是一个缥缈的学理问题而已，底下其实有着凶险的裂缝。任何一种超越性的思想，必定具备某些神性其中，作为面向类（抽象的人群）的关怀，会泯灭之所以构成个体的独特性的庸常性格，而其崇高悲悯的情怀也驱逐了人性中的恶俗精神——但这些恰恰是芸芸众生的乐趣所在。

循此问题的态度不同，我们大抵可以把注视人类生存的伟大的思想者分为两类。这个分别法自然粗陋，而且思想之复杂自非如此清晰可见，许多人在二者之间彷徨或者兼而有之，但是作为一个观察角度却似可窥见我们精神生活的某种处境。

一类思想者，有意无意的将自身排除在思想体系之外。天道归天道，人生归人生，思想或者作为思维乐趣而存在，或者一种普世的精神原则，与个人生存非密切相关。他们的超越性思想更多是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超越和拯救。相对于精神体系的伟大，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常是另一回事，无甚关联，甚至于常人般的平庸。西哲如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韦伯等等皆是，东哲虽极少，然古时的公孙龙与近代的周作人近之。

另一类人，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对自己命运的探索混杂在一起，密不可分。他们的形而上关怀并非只是思维或想象力发达的产物，他们对人类痛苦的根源的体察首先来自自己内心的挣扎。他们对人世间的关怀和拯救最终的落脚点是自己，他们拯救的是自己的内心，更甚于生存意义。形而上精神就交织在他们日常生活里。西方如荷尔德林、卡夫卡、马克思（对于他或许会有许多争议）是此中第一等人物。又如19世纪俄国思想家，比比皆是。

在古代中国，贯穿2000年的理想国度，这都是主流价值所在。既然是对人间的关怀，第一要义当是真诚，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理想气质，倘若自己都不能尊奉的价值，如何推及他人。因而在我们精神的源头孔孟、老庄那里，取向虽然不同，所禀则一，都是以自己的所行所言构成文章。理想必须自己首先践行——表达者是他所表达的精神的化身。儒道不同，在修身而至平天下上却一致，“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理想主义顽固也是一样的。后入的外来精神，如佛教更是落在个体上，慈悲和济世也很快涂上理想主义悲壮色彩。自此而下，屈原、李白、苏轼、徐渭、郑燮、东林党人等等，至于民国的鲁迅。

在这个谱系中，鲁迅是最特别的人物，因为所处年代的剧变，他的精神处境比起其他理想主义人物更为凶险。民国时候，绵延千年的理想国度已近崩溃，外来精神价值压入和本土价值在内部的分裂让形而上关怀和形而下存在的关系尤为紧张。这无疑是复杂的命题，姑且进行粗浅的讨论，稍做廓清。

一般所关注的鲁迅的紧张和断裂在于社会理想和个人内心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在鲁迅的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社会关怀，民族精神的代表——对于后人给他加上的这个标签，鲁迅或许是乐意的，从他过于激烈的斗士姿态中可以想见。由于局势迫切，救亡在即，鲁迅往往不得不把精神层面的理想性关注直接表露为锋芒毕露的批判，所谓的“听将命”，如《呐喊》以及诸多杂文。但在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要远为阴郁深沉，对可能的精神生存状况也很悲观，在《野草》和《故事新编》中尤为明显。

但是，这两个方面，在鲁迅身上体现出的社会关怀和个人内心的紧张关系，其实都是天道的内容，都属于形而上关怀，只是超越性思考的两个侧面罢。真正的问题在于繁琐的生活细节——这才是形而下的个人生活。和其他天才的前辈一样，鲁迅悲悯、细微的（对自己及人世间的）形而上关怀渗入到日常生活里，当日复一日的凡庸生活都具有了超越性，凡人的幸福对他而言只能遥远而破碎。

更糟糕的是，鲁迅遇到前辈们所没有的问题，性和爱。对于古代的天才，大概可以说是在精神视野之外的，因而不构成问题。但是在鲁迅的时代，性和爱正开始觉醒，成为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至少鲁迅绕不过去。他凌厉地刺中社会意识中的“性”的丑陋，“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但是退到个人生活中，他的爱情却多见扭曲。他给许广平的信说，“我也能爱”，读来心酸。未与朱安离婚时，其与许广平同居，但殊惧世言，并不坦畅，有一次甚至留友人，三人同宿一床，以示无私情。如此种种。虽然二人终成婚姻，但其中显现的社会压力与考量比性与爱更让人印象深刻。

理想主义的天才在凡间幸福上的支离破碎，通向一个悲惨的局面：他所关怀的终究落不到凡人头上。凡人是要幸福的。理想精神的代表到最终只能作为代表供奉起来。关怀烟消云散。

其弟周作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恰可做另一端的比照。很多人不太注意到的是早年周作人相当激烈，颇近乃兄。后来一转，像我们说的第一类思想者，将大的关怀和个人生活截然分开，关注人间细微的乐趣，喝茶、坐船、看雨、检书，自陈“人生的乐趣恐怕就在这些细微之处。”然而时势逼人，实难从容。钱理群为他写的传记取名“凡人的悲哀”，极是。视此为鲁迅作传，当作“天才的悲惨”。